2002年于南非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 上, 各国领导人承诺到2010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快 速丧失的趋势。2005年, 来自世界各国的150多位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60周 年首脑会议上, 又重申了这一承诺。为了提高公众 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后果 的认识, 联合国大会在2006年通过决议, 将2010年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其主题为“生物多样性 就是生命, 生物多样性也是我们的生命”, 而每年 的5月22日被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 未能实现保护目标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
虽然近二三十年来, 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实施了多种行动计划, 但时至今日, 由于人类活动的持续干扰以及环境的急剧变化, 生物多样性还 是以1,000倍于自然过程的速率从我们这个星球上 消失。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柏林的“生物多 样性年”启动仪式上指出的, 世界各国领导人于 2002年共同承诺到2010年时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 丧失速度的目标, 此后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 一部分。然而, 目前看来, 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 要 扭转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的态势, 并不乐观。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分布有高等植物30,000多种、脊椎动物6,000多种, 分别占世界总数的10%和14%。然而, 我国也是世界 上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高等植 物中已有4,000–5,000种(占总数的15–20%)受到严 重的威胁(汪松等, 2004)。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的缔约国, 在近20多年来十分重视生物 多样性保护工作, 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包括法 律体系不断完善, 物种保护规划相继编制发布, 物 种资源调查与收集取得重大进展, 生物多样性就地 保护与迁地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 物种保护联合执 法检查不断深入, 外来入侵物种控制管理得到强 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教育普遍开展和国际交流 与合作积极推进等。然而, 我国也未能实现在2010 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承诺目标, 形 势十分严峻。为此, 进一步制定了2011–2030年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赵富伟 等, 2013)。

在近代, 人口激增、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 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变化是生物多样性迅速丧失 的根本原因, 它反过来又制约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所以, 抢救生物多样性就是拯救人类自 己, 我们不仅要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还要重视和 加强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果采用“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等掠夺性利用方式, 则各种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行动必将是徒劳而无功的。这也许是在2010 年前无法扭转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趋势目标的重 要原因之一。

世界各国人民在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历史 过程中,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土著生物多样性管理知 识(indigenous knowledge), 是人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 1992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在其第8(j)条要求各缔约国“依照国家立法, 尊重、保存和维护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 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永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和做 法, 并促进其广泛应用”(http://www.cbd.int/conven- tion/articles/default.shtml?a=cbd-08)。从此, 国际社 会开始关注传统知识体系在生物多样性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许再富, 1994)。200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颁布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进一步指出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适应社会发展, 与迴然各异 的自然环境及其中生物资源之间相互作用、协同演 化的产物。当今时代, 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严重威 胁, 尤其是在生物多样性分布最丰富的地区, 越来 越明显地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淡化与丧失密切相关。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所以, 在《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 也有开展与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的调研与应用的内容(赵富伟 等, 2013)。但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管齐下” 行动计划时, 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作用 往往被忽视。这样, 在研究上很难获得政府部门的 支持, 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也几乎无人问津。而政府 部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与支持, 也主要局限在 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应用上, 而忽视与其创作灵感、 源泉和表现形式等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

以西双版纳傣族热带雨林生态文化为例。西双 版纳地处滇南北热带, 与老挝、缅甸接壤, 邻近越 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分布有包括热带 雨林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热带、亚热带森林植被, 聚 居了以傣族为主的十几个土著民族。在远古时, 他 们都是森林民族, 巢居树上, 靠采摘植物和渔猎动 物为生, 随着农耕的发展, 他们先后离开了森林。 但时至今天, 他们的衣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 动、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还一直离不开热带森林, 形成了独特的森林生态文化。

傣族牢记“有林才有水, 有水才有田, 有田才 有粮, 有粮才有人”的祖训, 认为“森林是父亲, 大 地是母亲, 天地间谷子至高无上”, 形成了热带雨 林生态文化, 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和朴素的生态。这也造就了傣族对自然 的敬畏、尊重和爱护的心理和文化, 使其能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始终与自然和谐相处, 也使该 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还保存了约65%的自然森 林覆盖率, 使西双版纳这片热带雨林得以保存至 今。然而, 时至近代, 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压力, 加上传统文化的淡化和年轻一代对森林文化 的忘却, 西双版纳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已被大面积 的橡胶林、茶园等所替代。虽然森林的覆盖率仍有 65%, 但其中有超过一半是生物多样性十分贫乏, 生态效益低下的各类人工经济林。

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的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的 研究, 已发现在傣族社会中存在着与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永续利用相关的独特生活方式和丰富的传统 知识。它们是通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建设绿色经 济和生态文明社会的一座重要桥梁。

由于包括原始宗教和小乘佛教的宗教信仰, 傣 族在每个村寨和每个勐(相当于乡镇)都建有一个 “竜山”(神山)和一座佛寺, 他们把上百种植物当作 “神树”或“佛树”, 把一些动物当作“神兽”或“图腾”。 据调查, 现存的傣族“竜山”有400多个, 保护了现在 热带雨林保护区中极少存在的干性季节雨林类型, 其中的28个中就分布有413种高等植物, 成为一个 个小“自然保护区”, 其中属于云南特有分布的有10 种, 西双版纳特有分布的有7种(朱华等, 2000)。现在 还有600多座佛寺及其附设的庭院, 栽培了上百种 与佛主和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植物, 成为被傣族自 觉维护的一个个“佛教植物文化园”(刘宏茂等, 2000)。
通过宗教信仰和乡规民约, 龙山林和佛寺庭园 中的植物, 以及上百种的“神树”、“佛树”和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印度野牛(Bos gaourus)、水鹿 (Cervus unicolor)、绿孔雀(Povo maticus)等“神兽”和 “图腾”动植物都成为傣族传统上的重点保护对象, 其中有8种树木和多种图腾动物都属于国家重点保 护的物种(许再富等, 2011)。

在传统上, 傣族利用了约1,200种药用植物(林 艳芳等, 2003), 约600种用作淀粉、蔬菜、水果、饮 料等的食用植物(潘玉梅等, 2006; 方利英等, 2006; 李秦晋等, 2007; 许再富等, 2010), 以及300多种用 材树、省藤和宗教文化植物等。这些植物中, 土著植物就有约1,500种(许再富等,2011)。傣族除了利用 野生植物外, 还在居住的“干栏式”竹楼周围都建有 面积大小不一的私家庭园, 他们“变野生为家栽”和 “变它地为本地”, 栽培了上百种的资源植物, 成为 一个个的小“植物资源库”, 既为自家的利用提供方 便, 减少对森林的索取, 又为其发展生产提供了种 源(禹平华等, 1982)。他们在村寨附近的山地上, 每 家每户都要栽种数十株萌发力极强的铁刀木 (Cassia siamea), 以满足自家的薪柴所需, 成为我 国唯一大量栽培薪材树的民族, 减少了对森林的破 坏, 被称为“铁刀木文化”; 每家每户都要栽上数丛 的竹子, 以提供生活、生产等对竹材之需, 形成了 独特的“竹子文化”。这样, 靠山临水的傣族村寨, 由 “干栏式”竹楼和金碧辉煌的佛寺及其庭院, 大片的 稻田及其周围山丘上的“龙山”林、铁刀木林、竹林 和经济林等, 构成了一个个与自然山水十分协调的 优美田园生态景观, 这就是西双版纳最早成为我国 民族生态文化旅游区的重要基础。这样, 傣族的衣 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学艺术和宗教信 仰等就与当地森林中的上千种植物密切相关, 形成 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饰文化、竹楼文 化、歌舞文化和宗教文化等(许再富等, 2011)。

傣家人对森林和植物的利用多采用可持续利 用的方式。如在采野菜和草药时, 一般只摘其嫩尖 或叶片, 若需用全草或根茎时, 则在一片地内仅 挖、拔少数植株; 采野果时要留枝条以免伤害树木, 砍树木要留树桩让其再萌生; 竹子只砍竹丛中的 1/4竹杆, 而且要砍老竹留新竹; 需要在森林中砍薪 柴时则只砍死树; 盖房子所需的木材均要经由村社 批准, 否则要受惩罚, 砍树都采用择伐, 也按规定 数量分几处砍伐, 以保证其自然更新(许再富等, 2001)。

在农林生产上, 傣族往往师法自然, 创造了多种林农结合(agro-forestry)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方 法和模式。在森林中利用树木的支撑作用, 栽培各 种省藤, 生产藤条供生活、生产之用; 利用或开辟 森林的林窗, 种植喜阴或耐阴的蓝靛(Baphica- canthus cusia)、砂仁(Amomum villosum)、白豆蔻(A. kravanh) 等供药用 ; 在云南樟 (Cinnamomum glanduliferum)树林下种植大叶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 作为名闻中外的普洱茶的优质原料,

 形成多层多种的人工群落, 在一块土地上可获得樟 脑和茶叶两种产品; 在水稻生产上, 传统上只种一 季中稻, 实行草–田轮作, 并定点放养水牛而使稻 田自肥; 在山地上实行刀耕火种生产粮食时, 除了 砍树木留树桩外, 还间种芝麻、苏子、黄瓜、南瓜 等作物, 待旱谷收获后又成为油料作物地或瓜果 园, 而在弃荒的前一年, 有的还点播上铁刀木种 子。几年后, 代替刀耕火种地的是一片片能提供优 质薪柴的铁刀木林, 或让其自然更新, 十年八年后 又成为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热带、亚热带次生林 (Xu ,1993)。

 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 我国生物多样性丰富地 区主要分布在交通相对不便、生态环境特殊复杂、 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穷乡僻壤。那里既是现在自然 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建立最多的地方, 又多是连片的 贫困地区, 很多还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他们在历史 上形成了多样的传统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和湿地文 化等(满良等, 2008; 郑希龙等, 2012)。在西双版纳, 各民族通过各类宗教信仰及其宗教活动以及乡规 民约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对于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他 们则创造了一些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 的传统方法和模式, 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我国, 时至今日, 对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生态文化, 只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专家进行了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研究, 而还未得到政府 部门的充分重视与支持, 更谈不上如何把它们应用 于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以及绿色经济发展上。在这样的状况下, 由于我 国人口迅速增长, 人们对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自 然资源的滥用, 加上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 击, 各民族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也都未能得到有效的 保护与传承。如在西双版纳傣族的中青年中, 对热 带雨林生态文化的认知正在迅速淡化(方利英等, 2006; 潘玉梅等, 2006; 李秦晋等, 2007; 许再富等, 2011)。存在于我国各民族中与森林、草原和湿地相 关的生态文化, 通过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 不仅在历史上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 环境, 而且在当今也是教育、动员当地居民参与更 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生态文明建设 等的绝好教材。所以, 如何在新形势下利用民族传 统生态文化来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 不仅 成为今后保护工作的一个关键措施, 而且有利于民 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目前, 我国对各民族生态文化的利用, 虽然已 较多地被用于发展生态文化旅游, 但是, 如何利用 他们在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上的丰富知识和独到 方法则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所以, 应进一步支持 深入的研究、总结与提高, 并引进现代高科技成果, 通过示范与培训, 它们完全可以用于地方绿色经济 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如在西双版纳, 可利用 各民族所创造的多种农林结合的资源传统利用方 法和模式, 变单一种植的橡胶园和茶园等为多层多 种经营而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的生态环境友好型橡胶园和茶园等。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的缔约国, 而且也是一 个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生态文化知识丧失的热点 地区, 面临着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维 护国家利益的紧迫任务(赵富伟等, 2013)。生物多样 性的迅速丧失使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失去了存在和 传承的基础; 反过来, 传统生态文化的淡化又使现 存的生物多样性面临进一步的破坏。所以, 为了遏 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 在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同时, 还必须重视传统生态文化多样性保护, 两 者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缺一不可。

作者：许再富，版纳植物园老主任，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专家

参考：许再富: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西双版纳傣族生态文化为例 129